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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傳佛教寺院景區化背景下僧俗互動關系研究

    時間:2019-10-18 10:17:49 來源:早教700網 本文已影響 早教700網手機站


      摘 要:本次研究立足于課題組在云南省迪慶州噶丹松贊林寺的田野調查,以上世紀民主改革以來藏區的變遷發展為背景,透析在宗教旅游蓬勃發展之后由利益膨脹引起的宗教主體多元競爭與利益分化的趨勢,以及宗教主體多元化對僧俗關系的重構。
      關鍵詞:僧俗互動;宗教主體多元化;噶丹松贊林寺
      [北京市大學生創新創業課題:藏傳佛教寺院景區化背景下僧俗互動關系研究]
      跨過瀾滄江,初入滇西北藏區感覺就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圣潔的哈達、五彩的風馬旗、聳立于山巔的瑪尼堆、藏于雪山之上的皎月,這一切都印證著我們對于藏地信仰的想象,它是那樣純潔、那樣虔敬,仿佛湛藍的天空和潔白的雪山一般純粹。藏地信仰對我們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讓我們去思考究竟是什么樣的社會歷史背景孕育了藏民對于藏傳佛教的高度虔誠,究竟是什么樣的機制使得藏傳佛教即使受到一系列的社會變革而始終沒有在藏地衰落?
      帶著這些問題,我們逐漸走進滇西北輝煌的宗教遺產——噶丹松贊林寺,去發掘隱秘于表層之下的社會文化系統,并不斷深化上述的問題意識。在噶丹松贊林寺,每天都能看見各種各樣的香客,這些香客有的是藏民,有的是外地的漢人,有的專程前來燃燈拜佛、心懷虔誠,有的帶著獵奇的新鮮、捕捉著藏區的新事物。在寺院中頻繁出現的僧人與香客互動激起我們很強的研究興趣。這些互動細節促使我們去觀察在寺院場域內僧人和香客是如何展開互動的,來自不同地區的香客與僧人的互動有何不同。這成為了我們預調查中的核心關注點。通過對僧俗供養關系的“凝視”,我們得以展開研究在宗教旅游大熱背景下,利益膨脹帶來的宗教主體多元化趨勢及其對僧俗關系的影響。
      一、滇西北藏區變遷背景概述
      噶丹松贊林寺位于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在滇西北的一座歷史名寺,也是曾經滇西北的政教中心。“噶丹·松贊林”建寺于1681年,由五世達賴喇嘛親自賜名,“噶丹”表示與格魯派祖寺噶丹寺命運相連。
      由于歷史上藏區經歷了多次變革,僧俗關系的內涵也隨之發生著變化,因此需要區分清楚在藏區發展的各個階段“僧”“俗”究竟各代表什么。在滇西北藏區民主改革之前,地主、土司、農奴等作為“俗世”的信眾是與僧人互動的主要對象。當時藏族社會具有明顯的等級區分,上層的土司、地主、僧侶與下層農奴之間地位差異巨大,農奴往往人身依附于上層土司、地主和僧侶。藏區民主改革之后,政教體系隨之瓦解,農奴、地主等等級身份被取消,農奴信眾對松贊林寺的強制性供養義務解除,藏區在此基礎上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此時“俗”對應的就是藏區的信教群眾。在90年代,香格里拉旅游業發展,松贊林寺成立景區,大量游客進入藏區,在旅游過程中一部分游客與僧侶建立起供養關系,因此外地香客也成為了“俗”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
      (一)明末清初正式確立的政教高度統一的統治形式
      1667年,蒙古和碩特部占領中甸康區,由西藏立宗并委派官員。1674年,藏傳佛教格魯派在蒙古軍隊和西藏五世達賴喇嘛的支持下平息了麗江木氏土司支持的、以噶舉派為核心的叛亂,關閉所有噶舉派、苯教寺院,沒收所有寺產,改建或改宗為格魯派寺院。1679年,為了正式鞏固其在滇西北的教派壟斷地位,由康熙皇帝批準,五世達賴喇嘛擇定基址,新的格魯派寺院破土動工,并于1681年建成,達賴喇嘛親自賜名“噶丹·松贊林”。建成之后,劃300戶差民作為寺院莊園。格魯派寺院此時的宗教權威被清政府承認與合法化,讓寺院成為了滇西北藏區最大的農奴主與經濟實體。
      1712年,在松贊林寺設立最高行政機構吹云會議,由官、神、民三方組成,“官”包括地方的土司系統,包括營總、千總和把總,“民”則是代表基層的政權——“屬卡”,由老民、密參和伙頭組成,“神”則代表寺院的組織體系,上有扎倉,下有康參負責地區宗教事務,三者組成的統治體系負責全縣的行政、宗教、軍事等事務。有權修改稅收、財政收支、折兌和法律。[1]自此政教統一的政治體系正式形成。
      其時,噶丹松贊林寺與地方土司政權關系密切,形成了穩固的政教統治體系。寺院內的座位有專門的名額分配給地主、土司的家族以籠絡地方勢力,地方勢力也定期向寺院供奉財產,形成“福田-施主”關系,二者形成了穩固的政治聯盟。
      生活在底層的百姓主要是農奴與奴隸兩種。農奴中有承擔官租、繳納皇糧的“官戶民”,歸土司管理;另一部分為“教戶民”,負責寺院地租和差役。農奴經土司和寺院許可之后,方可自立門戶,之后方有權獲得土地,成為正戶。正戶雖擁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但依然被世世代代束縛在份地之上,同時需要承擔寺院和土司的“烏拉差”,即無償勞力。相形之下,奴隸則完全沒有人身自由,直接無條件依附于寺院和土司。
      政教體系中暗含著依照血緣紐帶和地緣紐帶分配宗教資源的邏輯,寺院與地方土司通過給予固定僧額結成的同盟,使得土司的血緣世襲通過僧侶出家制度帶入寺院內,寺院內的僧額也實行家族世襲。家族世襲的僧侶以地域為單位結成康參[2],康參作為地方性僧團組織開始負責地方宗教事務的統籌協調,也作為地方農奴的義務性供養對象。
      (二)迪慶藏族自治州建立后的民主改革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推行
      解放后藏區實行了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其間中甸發生的多次武裝叛亂都是以松贊林寺為主要策劃場所。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來源于農奴制的既得利益者——地主和僧侶集團。
      1957年,迪慶藏族自治州政府正式宣告建立,迪慶開始逐步實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使得藏區的政教統治體系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人民政權。通過階級斗爭和財產沒收,農奴制基礎上的等級制被推翻,普通的藏民也得以掌握生產資料、掌握政治權利,不再依附于寺院僧侶與地主。寺院和地方政權的政治權力被剝奪,寺院內的武裝也由地方政府收編。
      迪慶的民主改革和一系列政治運動一方面使得寺院成為了自給自足的生產單位,不再享有宗教特權,另一方面,也解放了藏民,使其擁有自給的土地,其潛在的社會后果是彌合了僧俗之間懸殊社會地位,僧俗關系開始由傳統的“權威-依附”向互惠平等發展,同樣供養關系開始基于藏民的“自愿”的宗教皈依,而非強制性的宗教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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